与自然共生的城市：俞孔坚的景观实践

哈佛大学教授、建筑师查尔斯·沃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在新书《Landscapes for Adapt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中，考察了中国景观建筑师俞孔坚及其事务所土人设计（Turenscape）过去二十年间完成的60个建成实验。通过对这些项目环境绩效的分析，书中记录景观建筑如何以落地项目回应洪水、气候波动和生态变化，并由此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城市能否被设计成人类与其他生命共享的栖息地？

俞孔坚是土人设计的创始人，也是“海绵城市”理念的重要倡导者。他长期主张城市开发应与自然过程协同，而不是把它们排除在外。其方法将景观视为基础设施，让水、植被和既有生态系统在应对洪水、污染和栖息地丧失时发挥主动作用。

《Landscapes for Adapt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记录了俞孔坚的60个项目。图片由 ORO Editions 提供

上海后滩公园：让基础设施可见

位于上海黄浦江畔的后滩公园，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作之一。项目由土人设计完成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占地14公顷，原址曾是钢铁厂和船厂，土地退化严重，邻近江水也受到污染。设计没有抹去工业痕迹，而是把场地原有的景观转化为新的生态与公共空间。

公园内布置人工湿地，通过梯田、跌水和湿地植物序列处理受污染的江水。系统设计日处理水量约2400立方米，可将水质从劣V类提升至III类，用于非饮用水用途。湿地同时参与公园的洪水管理，沿岸植被带为水生生物和鸟类创造栖息条件；回收的工业材料、农业梯田和步道网络，则把这些生态功能与公众游憩连接起来。

水处理、防洪、栖息地营造和公共开放发生在同一片景观中。后滩公园让基础设施变得可见，使访客能够接触通常被混凝土墙和地下管网隐藏起来的环境过程。

上海后滩公园。图片由土人设计提供

与既有景观合作，而不是推倒重来

湖北宜昌运河公园提供了另一种路径。这个12公顷项目由土人设计于2013年完成，将十二个受污染、被废弃的鱼塘改造成所谓“绿色海绵”。设计以现有水体为基础，构建净化渠道污水、修复受污染雨水的系统。

项目强调再生设计与最小干预。旧鱼塘成为植被与水景的一部分，步道和高架栈道让人们在场地中穿行。它的意义之一，正在于选择与一片已经受损的现有景观合作。

宁波鄞州中央河改造则探索恢复城市河道的可能。项目于2010年完成，在河岸引入湿地种植，并设置步道和公共活动空间。设计柔化了河道被工程硬化的边缘，同时保留其作为城市水利基础设施的角色。

宜昌运河公园。图片由土人设计提供

宁波鄞州中央河改造。图片由土人设计提供

这些案例表明，生态城市主义未必意味着把未经触碰的自然搬进城市，也可以重新审视已经存在的基础设施：排水渠、废弃鱼塘、工业水岸和防洪系统。这些场地成为恢复生态功能的机会，并改变人们接触水和景观的方式。

从“为人服务”到“与人共造”

但能够管理水、支持植被的景观，并不等同于围绕其他生命需求设计城市。在俞孔坚的项目中，湿地和植被河岸有助于减少洪水、改善水质并提供栖息地；它们的价值还取决于其他物种能否繁衍、生态系统如何随时间发展，以及这些景观能否得到良好维护。

女性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2016年出版的《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中，挑战人类独立于其他生命世界存在的观念，把生命描述为由相互依赖构成的网络，生物与环境在其中彼此塑造。她提出的“sympoiesis”（共同生成、与人共造）概念，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世界是共同生成的，而不是由单一物种控制的。

借助哈拉维的思路，俞孔坚的项目可以被理解为不只是管理水和洪水的设施。湿地与河流廊道也创造了植物、昆虫、鸟类、微生物和水生生物互动的环境。关注点由此从“景观为人提供了什么”转向“景观支持了哪些更广泛的生态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塑造城市生活”。

天津桥园公园。图片由土人设计提供

生态乌托邦的边界

这并不意味着生态基础设施会自动产生“多物种城市”。一片景观可以支持生物多样性，同时仍主要围绕人的优先级来设计。其生态价值取决于长期维护、水质、栖息地连通性，以及不同物种能否建立种群并存活。有植被，或者看起来像自然景观，本身并不能证明生态系统正在运转。

社会问题同样需要考虑。绿色基础设施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但不一定解决公共空间使用机会不平等、原有社区流离失所，或环境收益分配不均等问题。

生态修复也可能被纳入更广泛的城市再开发过程，推高土地价值，改变谁有能力住在附近。因此，评估这些项目不能只看环境绩效，还要看它们如何影响当地社区和其他生命形式。

上海后滩公园。图片由土人设计提供

走向“多物种城市”

沃尔德海姆书中记录的项目说明，景观建筑可以通过已经建成并运转的系统参与气候适应。它们的意义不止于把水管理和公共空间技术性地整合起来，还提示人们：城市可以被理解为由人类活动与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所塑造的环境。

俞孔坚的实践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哈拉维的思想则邀请我们继续推进其含义。如果城市是共享环境，那么它的成功就不能只以“多有效地保护人免受环境变化影响”来衡量，还要看它允许不同生命形式之间发展出怎样的关系。“多物种城市”未必是一座完工的生态乌托邦，而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与那些早已让城市生活成为可能的众多物种和系统共同生活。

南昌鱼尾洲公园。图片由土人设计提供